题目：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史传”传统及其历史变迁

本论文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进路，旨在探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史传”传统及其历史变迁。在探讨中，力求从当前认知中的“空白”或“不足”处入手，既注意从宏观层面把握小说与史传“家族相似性”的内在联系与谱系渊源，又注重从微观层面发掘其“相似性”的动态发展演变，以期为理解古代小说的“史传”渊源及其蕴藏的文化精神，提供新的观照视角。
全文内容主要由四章组成：
第一章旨在探讨古代小说与史传关系认知的历史变迁。汉魏六朝时期，小说与“史”在理论上虽然可以区分，但小说作为“外乘”，尚未获得文体上的独立。唐时，人们“有意为小说”，一方面视小说为“史”之流，认为小说之功能在于“补史”，另一方面则使小说“传奇”、“虚构”的本质特征获得充分的发展。小说作为文体，开始具备自己的独立品格，并企图挣脱“史”的束缚，以本来的面目示人。宋元出现白话小说以来，对二者关系的认知呈现出明显的与“史”的疏离，在“传信”与“传奇”、“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的区别及对“奇”的重新阐释和界定中，均隐含着划清二者界线的意图与构设。小说与史传关系认知的变迁过程，恰隐藏着小说发展“去史传化”的蜕变过程，获得主体性的演进过程，本质认知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
第二章旨在探讨古代小说“史补”观念生成的文化渊源及其内涵变迁。“史补”意识的发生，既源自对“史”尊“说”卑的文化体认，也来自对史家以“史”存道文化活动的效法，同时隐含着提高小说地位及品位的深刻用心。作为“史”之直接后裔，“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之“史补”观几乎贯穿文言小说始终。其于魏晋六朝时期已现端倪，唐至宋元发展为极致，明、清以后则日益走向多元化。白话短篇小说“史补”观主要以“佐经书史传之穷”的面目出现，旨在辅“史”以成教化之功。长篇章回小说中，“史补”观主要体现于历史题材小说领域。辅“史”以演“义”，为其“史补”核心。除此而外，还表现出其他方面的价值追求。无论长篇还是短篇，白话小说“史补”功能的实现，皆以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审美特征作为理论前提。“史补”观念的盛行，固然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小说本质特征的成熟，但也同时赋予古代小说以美、善兼济的人文特征。
第三章旨在探讨古代小说传“奇”的史传渊源及其内涵变迁。小说与“史”，“不尽同而可相通”，“史”之叙事中基于“神道设教”目的对奇闻异事的采撷、基于传“义”目的对“文”的凭借，均对小说的传“奇”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资源。“史”对“奇”的限制性使用，为小说的传“奇”打开了通道，促成了小说传“奇”本质的生成。此中，杂史、杂传创作，具有重要作用。唐人“作意好奇”，以“奇”补“正”成为自觉的艺术追求。传“奇”中，不仅更讲究文采，并出现了“奇”之内容向“人间言动”的转变。宋元以降，对“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广泛征引及不断阐释，一方面使小说传“奇”的本质得以最终确立，并成为小说与“史”区别的实质所在，另一方面又使小说传“奇”走上了常中见奇、由奇入正、笔下生奇的发展道路。这一历史变迁中，“奇书”、“才子书”的称谓，既蕴涵着对小说传“奇”正脉的追踪，对其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高度概括，也蕴涵着抬高小说地位的深刻用心。
第四章旨在探讨古代小说叙事的《春秋》渊源及其历史变迁。《春秋》既为“经”，亦为“史”。作为经典历史作品，它不仅开启了“史学”新时代，并于价值原则与叙事方法诸方面，给古代小说以深远影响。在古代小说中，不论是以“事”见“义”的叙事目的、以“义”为断的叙事伦理，还是直书其事的见“义”法则、尚“简”用“晦”的审美追求，均来自于对《春秋》的自觉继承。被历代奉为“经”的《春秋》，是操纵古代小说叙事的内在规则，是掌控小说话语的范导性原则，也是深含于中国各类叙事文体中的“元叙事”。以《春秋》为宗的创作意识，至唐代开始明晰，历经宋元以迄明清时代，不断突显，日渐加强。当然，借鉴的维度与强度，由于小说各体式的文化属性不尽相同，其表现也各不一样。其间，体现着古代小说“通变”的文化特征。
综上，古代小说与史传既存在谱系上的渊源关系，又有各自的文化品性与艺术疆界。通过小说与史传的“互文”性解读，不仅更能清楚地看出古代小说的“史传”渊源，而且更有助于对其构成因素及内蕴的文化精神作出恰当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