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王船山《张子正蒙注》哲学思想研究

《张子正蒙注》是王夫之最后一部全面阐述其哲学思想的理学著作，也是他一生哲学思考的总结和归宿。在此书中，王夫之通过他对《周易》的极深研几和对宋明理学的研究与反思，在张载《正蒙》原有思想的基础上，以注释方式对儒学的天道论、心性论和道德修养工夫以及生死善恶等问题都做了极为深刻的阐发，并激烈地批判了佛老与陆王之学，做出了张载之学为儒家“正学”的判定，认为张载“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为人的学问道德树立了正确的方向。于是，“希张横渠之正学”也就成了王夫之对自己学术思想的定位。
然而，由于王夫之与张载所处时代环境和面对的思想课题、历史任务不同，因此《张子正蒙注》虽为解释张载《正蒙》而作，但二者思想并不完全相同。“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是北宋初期思想现状的反映，而如何复兴儒学、扭转学风、扶正人心，批判佛老的缺失遂成了张载问题意识的起点。在张载看来，为儒家建立一套形上学的理论体系，返归价值之源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但对王夫之来说，作为儒家历史文化象征的明王朝已经灭亡了，宋明理学也已经历了五六百年的发展，走过了程朱、陆王的兴衰过程，为了使儒学在新的历史政治条件下能更好的发展，获得最大限度的价值实现，对以往的宋明理学进行反思、总结和重建是必要的，这是历史赋予王夫之那一代思想家的重任，也是其问题意识所在。
因此，与传统宋明理学家重视对形上道德本体的体证不同，王夫之认为这一做法必然会导致“重体轻用”、“贵性贱气”的倾向，从而产生“虐害”、“强制”其气的现象，他认为这并不是天道的真实反映。真实的天道是“阴与阳和”、“气与神（理）和”的“太和”，是阴阳、理（神）气二者的“合同而不相悖害”。气是宇宙惟一的实体，理则是气之理，并非气之外的另一个实体。“太和”就是“理气一体”、“理气合一”之气，此时的气即理，理即气，二者同质同层、体用不二，这就是气的本然状态，也是“太虚”、“太极”的真实内容。但“合一”、“不二”不是说理与气就等同无别，不是体用不分、理气不分。由于“太和”本身即涵具着阴阳、理气之“两端”，所以万物生化的过程乃表现为阴阳的相须相济、理气的相辅相成，“两极分化”与绝对对立是不可能创造出这个世界的，故阴与阳、理与气不是各自分立的“两端”，而是彼此相涵、互为体用的“两端”。其中，气是首出的，气的真实性保证了理的真实性，同时又是理的表现原则，而理则主持、调节着气的运动变化，使这个世界具有条理性和秩序性。
在心性论上，王夫之并不将“天地之性”（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理和欲对分，以凸显理的超越性和气质对人的道德生命与成德的限制。他认为张载所讲的“气质之性”只是人的声色臭味之欲，而人因禀气之清浊偏正不同而表现出来的刚柔、缓急等是才，才并不是“性”。程颐将“气质之性”看作是气禀之偏，则是以才为性，并在才之外又另立一“天命之性”，这就将人性一分为二，从而才有不善，遂使人以为性有不善，而造成性善恶混的看法。王夫之则指出，欲是“生之理”，故也是“性”，它与仁义礼智之理同是天给予人而使人用来厚生和正德的，二者应该“和而不相悖害”。才则是性之用，并不是恶的根源，才之所以会被用于为恶，是因为人不能够“存神”、“尽心”以“养才”。所以道德修养工夫不是要“去欲”、“变化气质”以返归天理，恢复人的本然之性，而是通过“存神尽性”、穷理精义使性与气、性与才、理与欲等能够相与为体、互为体用，达至“太和”之境。
在人的生死问题上，船山认为“安生安死”与“全生全归”是人对待生死应该有的两种态度。“安生安死”就是要懂得生死只是气之聚散，也是自然永恒的法则，人于此是无能作为的。然而，形体虽然死亡了，但人一生的善恶却不会就此消失无有，而是依其类或为清气、善气，或为浊气、恶气，一直留存在天地两间，并影响着天地的生化。人既然是全禀“太和”之理气而生的，那么就应该“存神以合天”，通过尽人道来与天合德，这样其死后就自然能够“全归”，存顺而没宁。
最后，船山认为张载作《西铭》其实是为了补充周敦颐《太极图说》所阐发的“天人相继”之理的。因为《太极图说》只是说了天人是合一的，但却没有说明人—父母—天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人们仅以事天为事，而忘记父母对个人的意义，故张载以《西铭》来说明“天亲合一”，使学者懂得父母的生成之德即是天地之健顺之德，孝道与天道、事亲与事天是统一的。而与传统观点以“戏言出于思也，戏动作于谋也”一章为《东铭》（《砭愚》）不同，船山则认为从“凡可状，皆有也”开始即为《东铭》之文，其意旨是砭佛老之愚和发明圣学之要，而不是专指“戏言戏动”与“过言过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