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论汤显祖文艺观的两重性

在中国近世，晚明是一个以其喧嚣多故、复杂怪诞而格外惹人注目的时期。汤显祖就是产生于这个时代的奇异人，作为明代最为杰出的戏曲家，他在中国文学史及戏曲史上的地位已有定论，但他在文学理论方面的成就却少有人提及。事实上作为一个富有浓厚思想家气质的汤显祖在文学理论方面也是颇有建树的。

汤显祖文艺思想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是浑成的，很难严格划界，但总体上来说，呈现两种倾向：一是主张文学向外积极反映美好生活，标举“言情”，淋漓表现世俗之情，以浪漫主义文学为基本宗旨。二是主张文学向内专注完善人格，标举“澄情”，通过批判现实黑暗，拆穿人生如梦、官场如梦，以现实主义文学为基本取向。“言情”、“澄情”这两种倾向看似对立，然正是这“看似对立”，引出了本文的立论基点：汤显祖文艺观的两重性。关于这一论题，本文分为三个部分来阐述。

第一章：首先从大的历史语境说起，细究形成汤显祖文艺观两重性的历史源流。内因方面，儒与佛道的两重精神归属，儒家思想主导下提出的重“言情”与佛道思想下衍生的“澄情”，构成了汤显祖文艺思想的两个方面。外因方面，师友与社会思潮的影响。学界一般认为，汤显祖的思想之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他的老师罗汝芳所传的王学左派思想，另一个则是禅门达观大师的禅宗思想。这两人分别影响了汤显祖的“言情”与“澄情”观。具体到思潮，早年沉浸于浪漫主义文艺思潮中，激发世俗之情，汤显祖持以“言情”为特征的文艺观，书写浪漫主义文学。当受禅寂之意，汤显祖持以“澄情”为特征的文艺观，表达“人生如梦，官场如梦”之感想，其笔触始终围绕着一个幻影化了的现实世界来写现实主义文学。

第二章：与第一章选取的社会历史语境相对，本章选取从文艺学的历史背景下，首先向上溯源，究其文艺历史根基，从“礼乐”的传统来看“言情”与“澄情”的生成因子。其次回到当下汤显祖自己文艺观下谈其“言情”、“澄情”的立基与转活，也即阐述“言情”与“澄情”的内在精神。最后，关注汤显祖文艺观的内在理路，谈由“言情”向“澄情”的转换。

第三章：真正回归到汤显祖文艺观本身来分析它的两重性。汤显祖对文学本质、本原的基本认识，可以概括为“情本体”，只是他对作为“本体”的“情”，先后倾心以“钟”和平心以“澄”两番体悟，决定了汤显祖文艺观“言情”、“澄情”的两重性。本章之所以用“情本体”来展开阐述，只是想借此框架，以便逻辑有序地开展对“言情”与“澄情”的言说。第一，首先使用“本体”这一哲学“大字眼”来宏观概说“言情”与“澄情”的内涵。其次，结合他的创作实践，来细致分析“言情”与“澄情”在文本中的显现，以此来更深入地分析这两重性的各自特征。第二，汤显祖情本体观的内在矛盾，也就是汤显祖在持“言情”与“澄情”时与当时泛化的理学背景及他自身精神的种种冲突，这是谈“言情”与谈“澄情”不可回避的两组矛盾。也就是本文所列的“情”与“理”的矛盾和入世与出世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