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陇中乡村人的大学信任研究--以二百户村为个案

信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关系结构，它是主体基于自身与客体对象之间的交往经验所形成的判断与行为。因此，信任能够以人的内心活动的一种形式—态度表现出来。在这种态度的指引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表现出相应的信任行为来，而此类信任行为则是为人所能见到的社会事实。这是论文论述信任问题的出发点。我国大众与我国大学之间的社会交往从近代大学产生时开始。长期以来人们认同大学并与之交往的历史过程会赓续和嵌入到当前时代人们对大学的认同、信任与合作的过程当中。其中引导人们认同与信任大学的逻辑，在日常生活中常被人们司空见惯并导致熟视无睹。对于每个人来说与大学交往似乎是一件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人们对这一过程如此熟悉以致被人们当作常识和惯例来看待。然而，当我们细致反思一番，引导人们与大学交往并进而令人们信任大学的基础到底是什么时，我们却又觉得无从说起。将这个使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论题纳入到我们探究的视野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论题。同时，随着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程的推进，人们与大学间的交往关系实际上也表现出了足以引起我们关注的诸多问题和现象。如，一些地方特别是乡村已重现“上大学无用论”，另一些地方则更甚，近两年则出现了数万计的学生放弃高考的现象等。出现类似这样的诸多现象，是不是就意味着人们上大学的意愿在降低？人们不信任大学的端倪是不是如一些人担忧的那样已经出现了？论文以对这些问题的追究作为切入点，来探讨人们信任大学及其相关论题。
人们向大学供给信任的意愿与水平是各不相同、程度不一的，因为信任会受到多种多样的因素影响。从个人方面来说，其主观意识、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都可以作为向大学提供信任的显著变量；从社会环境、社会历史与文化传统方面来说，外在于个人的社会心理、制度规则、信仰文化、历史传统等也在宏观方面影响着人们向大学提供信任及信任水平的高低程度；从人们与大学交往的实际涉入程度来说，人们从大学获益的情形各不相同，这也就造成人们认同与信任大学的形态各异，这就意味着不同的个体与大学的实际交往与获益情况也是影响他向大学供给信任的权变因素。这些情况恰也是我们了解大学信任问题的难点所在。另外，联系到我国现实情况来说，我国是个农业大国，乡村人口占国家人口的多数，同样大学里乡村来的学生也是占大学生人数的多数，乡村人对大学的信任与否以及信任情况发生的变化，都会对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特别是大学的健康和可持续性发展具有强烈的影响。鉴于此种情况，笔者选择了甘肃省陇中地区一个名叫二百户的行政村做田野研究，以探究人们的大学信任实际状况。论文采用质性研究的办法深入到这里人们的生活当中来寻求对基本问题的解析。站在村民的立场上，论文将研究重点放置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判定当前这个行政村的人们对大学的信任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之中？是信任还是不信任？信任或不信任的程度又是如何？其二是探寻这里的人们信任大学(或者不信任大学)的根源是什么，即人们信任大学的理由是建立于什么样的基础之上的？
对这个行政村里人们的大学信任状况的判断是通过三个步骤来完成。其一是将村民与大学交往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来看待，并从本原上追寻这里的村民对处于千里之外的大学信息的了解方式。通过案例与观察了解到村民获知大学信息的主要方式有：从与大学有过或正在有直接联系的人(就读大学生)那里获得大学的信息，从乡村知识分子那里获得大学知识，从传媒特别是从电视上了解大学信息，从乡村传统文化载体中类推出大学信息，少量的村民亲自到过大学并获得大学直接信息。从这里笔者发现村庄中的绝大多数村民都是凭借“道听途说”来的信息再加上他们各自的加工后形成了“想象中的大学”。其二是根据村民对大学信息的获知方式和想象得来的大学印象，笔者更深入了解了村民们目前对上大学后的预期获益及其设定情况，因为对上大学获益的设定往往是信任大学的前提，不同的期望会影响人们向大学提供不同的信任水平。其三是在前两个方面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观察与访谈，判定出这个村庄的人们对大学的信任意愿是正向的而非负向的，而且信任水平非常高。如何量度信任水平一直以来存在很大难度，论文对大学信任水平实况的反映，是通过对村民们的信任态度和信任行为的描述来实现的。
对于村民的大学信任基础的追寻，论文在案例分析与访谈基础上从两个方面来归纳。一方面从对村庄微观日常生活的了解与掌握的基础上归结出村民们信任大学的微观信任基础。这些大学信任的基础主要是：①大学往常的社会和个人功能及其成就。②村民认知大学的经验。③村民与大学的交往习性等三个方面影响着人们向大学供给信任。这三个方面不但单独影响人们向大学提供信任，而且它们往往交互作用形成稳定的整体力量，共同塑造着大学信任基础。另一方面，论文并没有仅囿于村庄范围之内，还从宏观视角归纳出村民信任大学的普遍主义基础。这些具有宏观性质的普遍主义信任基础主要包括：①国家管理大学或与大学教育相关的制度。②村民们的信仰文化。③长期以来的人们与大学的交往历史所形成的认同与信任大学的习惯等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分别形成了以制度为基础的大学信任、由信仰文化作背景的大学信任和以历史经验为依据的经验性大学信任。
近二十年里，国家管理大学教育的各种制度、政策以及相关的其它配套制度的变更非常剧烈，如招生、分配、就业制度的变更和国家人事制度的改革等，使村民们与大学交往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教育变革本身的风险以及个人从大学教育中获益的风险都显著增加了。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长期以来村民们所仰赖的传统的大学信任基础被改变了，而且这种改变一直以来是“与时俱进”的。但是，生活在像二百户村这样封闭乡村中的人们，仍然依照他们所熟悉的传统的信任基础来向大学源源不断地供给信任，这种情形就势必造成人们对大学信任的传统基础的固守与现实变化之间出现错位情况。尽管信任错位的出现并未显著地影响到人们依然源源不断地向大学供给信任，但是信任错位给乡村家长与学生所带来的内心失望与情感伤害却是明显的，而且其间也出现了大学信任迟疑的一些个案。
由信任错位所引起的失望与信任迟疑应该引起注意，因为它会影响到人们与大学合作意愿的强度，更为甚者确实可以诱致“读书无用论”的产生。为此，论文建议应从两方面来消解问题。从政府与大学的角度来说，政府与大学应当注意保护村民的大学信任，应当关注大学教育获得中的个人风险及风险分担的不公平，还应当改变与大学教育相关制度形成的机制，使村民的意愿与诉求能够体现在政策当中来。另外，国家还应当指导大学按照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方式发展，使一部分大学解脱其所担负的学生就业重担，专心于“高深学问”的传授与培养大师型科学家的任务，而发展另外一种职业导向的大学来对接人们的就业之需要。从村民自身的角度来说，偏远乡村的人们也应改变其所依赖的传统信任基础，养成大学教育获得中的个人风险意识，从而使人们能够理性地信任大学，并愿意主动地分担大学教育中的个人风险，从而避免危机出现后抱怨或疏离于大学或管理大学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