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庄子忧患意识研究

先秦时期，诸子生活的时代，社会多动荡不安，摆在他们面前有三大关系亟待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为应对客观局态，其以自身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提出不同的理论主张、生存方式和处世之道。往圣先贤引领的文化主流思潮为敬畏心理，透露出戒慎危惧的心情，要使危惧的心情归于宁平，深知忽略了戒惧就会倾覆，这种道理甚为伟大。在这点上，古人给我们指明方向并树立榜样，示范我们要在任何困难中都有对策、有办法完成任务，这正所谓好谋而成，而这种心理转换成今天的语言就是台湾学者徐复观先生1962年提出的“忧患意识”。[1]
“忧患”一词，始出于战国中期，三部书均有记载，分见如下：《易传·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孟子·告子章句下》：“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庄子·天道》：“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虽然“忧患”作为正式概念晚出，但是“忧患意识”的形成却要早得多。翻开先秦文化典籍，扑面而来便是百家争鸣中各个学派种种发人深省的概括，在这繁花似锦的见解里，尤以忧患意识最为有名。然而，不同的学派、不同的思想家以及不同的历史时期，忧患意识又有不同的理解，特别是在以儒、道、墨、法、名为其翘楚的子学思潮里，精彩纷呈。后三家虽谈忧患意识，可在深刻与对后世影响方面终不及前两家。既便如此，儒道两家亦有殊同。不可否认，他们都是在个体与群体间徘徊，既有忧国忧民之情怀又有忧生忧身之慧识，可在寻找人的生命之本然和探寻人之社会人伦的依据方面，他们表现根本出分歧。[2]儒家的忧患意识，植根于“礼”的“仁”的核心思想，忧君忧位多于忧国忧民；道家则不然，其忧患意识只因崇法自然而表现出对个体重生贵身的阐发。
孔子、孟子、老子，虽然都有忧患意识，可对忧患意识的认识与理解却都不及庄子深刻。无论单就使用“忧”、“患”，还是合成使用“忧患”，无人能及是庄子！据统计，《庄子》中使用“忧”“患”“忧患”分别为47、50、5次，均超过其他诸子（见附表1、2）。一个人若没有对忧患意识的深深领悟，断不会重复使用如此之多；一个人若不曾有思想上的重视，亦不会有如此之高频度的使用。一言以蔽之，即无论在内容的深度方面还是要求的强度方面，庄子都将忧患的感情和理智大放异彩。安继民、高秀昌在《庄子》注译前言中，提到清代学者胡文英对庄子忧患意识与屈原忧患意识的比较，认为和屈原相比，“屈原的忧患在一国，庄子的忧患在天下；屈原的忧患在一时，庄子的忧患在万世。”[3]“一国”之于“天下”，“一时”之于“万世”，仅此时空置换下的大背景，便将庄子超然的态度展现。所以会如此，不过是庄子有感于《人间世》的困扰而萌生的隐忧意识而已。正是现实的无奈才催生理想的逍遥，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是庄子百般索求的不竭动力！可处乎昏上乱相之间却无力扭转和摆脱内忧外患的两难抉择（顺应还是抗争），庄子不得已将其称之为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在努力改变的祈愿未果之后，他清醒地意识到：选择不仅是一种态度，而且更是一种智慧，稍有不慎，现实的滚滚浊流奔涌向前，便会淹没其整个人生的理想——逍遥游！
为使生命免受伤害，庄子通过其至人、神人、圣人等理想人格，提供给我们两条化解忧患意识的途径与方法：“心斋”“坐忘”。心斋、坐忘同出而异名，只是在境界的高低上略有不同罢了。“外化而内不化”“形莫若就、心莫若和”是其理想人格的具体塑造，即透明的隐形人（形隐而心不隐）。这种处世思想最终化成处世之道，产生深远广泛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双重的：既影响着庄子自己，又影响着后世万代！所以，陈鼓应先生评价：“庄子的处世的忧患感，他的沉痛的隐忍程度，他对于时代的灾难和人群的祸患的敏感度，可以说是超过先秦诸子其他各家的。”[4]蒙培元先生也给予高度肯定和赞誉：“在先秦，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上，没有哪一个思想家具有庄子这样深沉的忧患意识，也没有哪一个思想家具有庄子这样深刻的批判精神，更没有哪一个思想家像庄子这样对自由充满渴望。他的忧患，不仅在于现实层面，而且在于心灵深处。”[5]
站在21世纪的今天，审视我们生活的现状，不比庄子优越多少。正因为如此，当需重新省察庄子及其忧患意识的起因、内涵、价值、意义，无疑可以从中萃取更多有益的启示。



[1]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4页。


[2] 丁为祥，《儒道墨人的关怀比较》，学术月刊，1998年第7期，58页。


[3] 安继民、高秀昌注译，《庄子》，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3页。


[4] 陈鼓应，《老庄新论》，商务印书馆，2008，465页。


[5] 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人民出版社，1998，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