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皇侃哲学思想研究

皇侃是南朝梁著名的学者，其著作除了以完书存世的《论语义疏》外，尚存《礼记义疏》与《孝经义疏》残文。关于皇侃思想的研究，以往的学术界主要从经学研究的角度，揭示其三教杂融特点，较缺乏哲学研究的理论深度。
从思想来源看，皇侃继承了传统性论中“即生言性”与“用气为性”的思想，尤其是受到告子、荀子及汉魏诸儒“顺气言性”思想的影响，提出了“性，生也”的命题。皇侃认为人俱禀天地之气而生，禀气而定性。因同禀一气，故人性“相近”，此即人性的共性特征；又因所禀之气存在着厚薄之别，故人性的特质（性分）存在着不同，此为人性的个性特性。从人性共性看，所禀为一气，性则无善恶之别。展现在“性”“情”关系上，皇侃借鉴了王弼“性其情”说，但皇侃的“性其情”论，已不再是玄学式的以本体之“性”去支配经验之“情”；而是注重阐发人性中天然具有的合理性，及其在现实中基于这种合理性而去恢复人的自然真情。从个性特征看，因人所禀之气的厚薄不同，每个人的“性分”也不同。受性分所限，人性在现实中的彰显与受到的影响也不同，即“习相远”。但是对每个人而言，其性分又具有自足性，而且能够追求这种自足性，彰显自我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据此看来，皇侃的性分说也不再是郭象从万物自身存在与展现的根据之“性”推衍出的性分论。
从人性的共性出发，皇侃认为仁、义、礼、智、信为人性中生而即有的五种不同品质，即人性的内容或潜质。从人性的个性看，由于每个人所禀之气存在厚薄之分，不同人的“仁性”存在多少之别。唯性仁之人可以有效地展现自己的仁性潜质而成为仁人；而少有仁性者往往受环境的影响，不能有效展现仁性而成为不仁之人。皇侃又认为，性在彰显时自然表现为“恻隐济物”、“恻隐济众”、“恩爱”等利他行为，即“行仁”。但基于每个人的“仁的潜质”（性分）不同，其仁功也存在着差别。故而存在着“新制礼乐”的圣王“仁功”，与“传述旧章”的圣师仁功；也存在着辅佐人君、教化百姓的君子仁功。同样，立足于自然人性论，皇侃认为孝与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均具有自然亲爱、利人惠他的特性；但源自血缘亲情的孝为仁中最基础、最根本的部分。由行孝推广至行仁，故孝行具有“百行之本”的地位，不仅包括事亲之的行为，也涉及到风政教化。从而皇侃将家庭伦理层面的个体行孝与国家伦理层面的忠君思想相结合，将公德与私德并举不悖。皇侃的人性论也对其礼学产生重要影响。皇侃认为礼理起源于“太一”元气，礼本具有天地的理则，这种理则也应是现实社会所应遵循的秩序。同时，皇侃又承续儒家传统中“圣人制礼”的思想，揭示礼事与礼名的起源，展现了圣人通过制礼沟通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为名教社会伦常制度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权威性的说明与支撑。值得注意的是，面对魏晋以来盛行的郑玄、王肃礼学的亲亲、尊尊之辩，皇侃内外兼顾，统二者而一之。不仅重视外在的尊尊“体别”的规范，也注重内在的“亲亲”情感。不仅主张三年丧期的制定，源自人性潜在的仁爱父母的自然亲情；也认为在修习中，应当遵循“礼贵得中”、“礼以敬为主”、“礼乐相须”、“学礼立身”等规范。
从学术史的发展看，南朝梁之时玄学逐渐消歇，儒学日益兴盛，皇侃应时而起，立足于儒学传统，通过解经阐发了其具有明显汉魏特色的气性论哲学，展现了此一时期的儒学发展的特点。不仅成为了魏晋南北朝儒学发展史上的一枝奇葩；而且皇侃的著述也深刻影响了唐修《五经正义》与宋邢昺的《论语注疏》，促进了唐宋儒学的义理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