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侠文化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嬗变

侠的发展有一个从历史记载向文学创作的转化过程，从而导致了“侠文学”的出现。在中国古代的各类文体中，均有侠的面影。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在中国文化的漫长发展构成中，除过儒、释、道三教之外，应当还有一个侠的传统。前三者主要流行于大传统文化中，而后者则主要盛行于小传统文化中。但大小传统不是隔绝的，而是交流互动的，因此在侠的性格结构中，交织着多种文化因素，并构成其多元化的文化面相。我们的研究就是要把这一被经典文化所遮蔽的“侠统”，发掘出来；把被权力话语压抑的民间话语，彰显出来。本文重点探讨的是中国古代的侠义小说。其基本思路是，在前人和今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以“文化之侠”的观点统辖全文，通过对“历史之侠”与“小说之侠”的梳理，建构出一个侠的文化谱系；然后以此为坐标，对侠义精神在古代小说史上的嬗变，作出勾勒；最后，对古代侠义小说史上的两条发展线索——侠与政治文化、侠与情文化的结合，从类型学的角度，作出清理和建构。这是本文区别于其他同类研究的创新之处。本文凡六章二十节，另设绪论和结语。首先以“侠文化溯源”为题，对“历史之侠”和“文学之侠”作出梳理和区别，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文化之侠”的概念。所谓文化之侠，简言之，是指深含于侠行之中的文化向度和人格精神，是一种“文化的建构”、“观念的具象”。其次为摆脱侠之思想来源的争议，本文在引证众家之说的基础之上，提出侠的“多元构成”观，企图从思维方法的转变上，重新厘定侠的文化结构。第二和第三章，以“侠文化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嬗变”为总题目，分别遵偱“文言侠义小说”和“白话侠义小说”各自的表现形态和发展路径，以分期的方法，重点勾勒侠义精神的演变轨迹。概而言之，不论文言侠义小说抑或白话侠义小说，在其发展史上，侠客走的都是一条由“不轨于正义”向“轨于正义”、由“以武犯禁”向“以武护法”转变的道路，经历的都是一条“化血气为德性，转鄙俚为菁华”的侠格整合之路。第四章和第五章是对古代侠义小说表现形式的线索勾画和谱系建构。侠义小说有两条明晰的发展线索：“侠”与政治文化（“忠”）的结合，最终产生出“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侠”与情文化的结合，最终产生出“侠骨柔情”的“英雄儿女”。这两大文化谱系，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中侠与政治的结合，既是“江湖伦理”和“政治伦理”的结合，也是“大传统文化”对“小传统文化”的改造。义与忠的结合，不是简单的相加或拼凑，而是在忠的“能指”中有义的“所指”，而在义的“能指”中有忠的“所指”。侠义与公案的合流，实则是侠文化史上，“江湖文化”与“庙堂文化”的容受。侠在男女关系上，经历了一个由“断爱”到“有情”、从“无情”到“情深”的发展演化过程。这一转化大约产生于明清之际。是冯梦龙首次将“情侠”连词。《好逑传》在这方面有II开创之功。这种转化打通了“侠义”与“风月”的障壁，沟通了“儿女”与“英雄”的联系，颠覆了“儿女情长，英雄气短”普遍观念。于是“君子好逑”一变而成了“义侠好逑”。从明末以来到《儿女英雄传》，情侠女子走过的是一条从“外出”到“回家”的路。第六章是对《三侠五义》及其系列小说的个案分析。其一，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和路径，重点发掘深含于侠义行为中的“报”的观念。“报”是构成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这种行为的“交互性原则”，是指导侠之行为的价值取向和人情法则，从而构成侠义小说的内在理路和文化文法。《三侠五义》中侠客对清官的“依附”，就来自于这种源远流长的“报恩”传统。其二，在人物塑造特点的分析上，重点抓住曾被胡适高度赞扬的——“既是他之为他，他之中决不可有你，也不可有我”——的写人之法，重作现代意义的转换，力求发掘其中隐含的“他者性原则”，可望为当前“主体性”的反思提供一个重要的本土资源。其三，在文体特征的分析上，另辟蹊径，重在窥探“平话”的叙述立场和趣味设定，发掘它对艺术“区隔”的颠覆，对文化规范的挑战，对话语权力的消解，对审美原则的冲决，还其说话的本来面目和民间性特点。另外指出，在这种“平话”式叙事中深藏着一种“叙述的民主化”倾向。这里所谓的“民主化”，并非一个政治概念，而是就其内在的文化立场、文化身份和文化精神而言的，是与“贵族化”或“雅正观”相对成词的。“平话”的平民立场，决定它在叙述形态上，不是“专制主义”的，而是“民主协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