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比较研究

新制度经济学一反传统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把制度省略、剔除或视之为既定的方法，而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把制度视为经济领域的一个内生变量，研究制度、制度变迁及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制度的基本功能、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做出制度安排选择的原因以及在制度变迁中国家行为和意识形态的作用等。
新制度经济学在对制度问题的分析中发现，马克思对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现有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引入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从而形成了新制度经济学是很多学者的观点，“从经济学范式特征看，新制度经济学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其价值观、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等‘硬核’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受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一般均衡方法、个体理性分析方法、经典物理学与现代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把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放在制度变迁的演化中，通过制度的供给需求来分析制度的演化。”诺斯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力量恰恰在于强调了结构变迁和社会生产潜力与产权结构间的矛盾。这实际上就是指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此外，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等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虽然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些许相通或相似的地方是由于其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方法、原理及分析框架，但新制度经济学本身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阶级立场使得两者在目的、方法、研究对象及研究结果等多方面都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亨利·勒帕日说：“从一些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出发，反而可以发展出一种解释历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从这一句话中也可一窥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关系的端倪。?
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总的策略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一点被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是成功的。但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这可能还需要探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社会和国家基本都沿着人类进化、发展的轨迹行进，人与人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别，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可能在“明天”就会调换位次，谁也逃离不出这个客观规律。完全照搬照抄国外经验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但同时也不能视别国的成功如无物，一味地去拒绝；照搬照抄书本知识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但同时也不能放弃人类通向成功的光明大道，而非要执著的“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作为一个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不应也不能拒绝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理论及其模式。经济学家们选择性地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经济发展一般规律进行研究，对中国当前的社会和制度变迁进行分析、预测以及验证要比直接对制度设计进行研究更具现实意义。
我国学术界对于制度变迁理论在新制度经济学被引入到国内后有了更加深远和广泛的研究。坦率地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理论也因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而更趋完善，“制度分析”逐渐成为经济学者们的长效工具。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其消极影响。近年来，随着当前改革的深化，人们在探寻国有企业经济绩效不佳原因的时候，总是有意无意地联想起先前那种“作为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因而在企业改革中容易产生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怀疑。
因此，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判研，澄清一些理论误区，科学的评价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前提下，在合理地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有效理论的基础上，“本地化”新制度经济学的各种理论，让它能够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更好地服务，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同时也为我国转型时期制度理论的创新提供重要的启示和思考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