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

明清之际，由耶稣会输入中国的天主教第一次与中国文化、社会、制度发生实质性的、和平性、平等的冲突、交流与融合。这一时期的经验和教训在天主教以及整个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上，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具有典范意义。它不像唐元时期的基督教那样仅与中国社会、文化发生肤浅短暂的关系，也不象十九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史那样刀光血火，伴随着中国人的屈辱、血泪和仇恨。在这一时期，既出现了建构汉语基督教神学的尝试，天主教在华的组织宗教礼仪也有较完备的设置和确立,而且中国教徒、士大夫在理解、接受天主教方面，为排除各方面的障碍，做了很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尝试，阐发了一些颇有意义乃至光辉的思想。
唐元时期，基督教的传入均以失败告终，其失败、衰亡的思考和总结，是深察明清之际基督教第三次传入的历史视野。在某种程度上，传入过程的关键并不在于传入的具体内容，而在于传入的恰当性和适宜性。明清之际的西学传入可以说是恰当性与适宜性成功结合的典范：恰当的策略、方法，适宜的思想潮流、时代特征。而传入的内容也有可能在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发生创新：两种学问、多重身份、复合人格都可以综合起来。
传教士自身所具有的文化背景表明了跨文化传播时传播内容的筛选过滤过程是基于某种现实的功能性。合理而有效的传播方式，应该是借用既有的认知结构中的基本要素，在进行再解释的过程中将所要传递的信息转化为原有概念中的内涵。明清之际的传教士比以往的传教士有更为深刻的认识：理解文化，把握文化心理，采取渗透、融合的渐进方式，着眼于文化知识的交流。利玛窦是成功传播的关键人物，他的成功不仅表现在学理层面，更重要的是在实践层面的调适与会通。
相对于传教士，士大夫的身份和角色，既是文化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学术背景与知识结构使得他们在面对社会现实、政治危机而践行自身的价值理念时，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实现途径，他们在践行内心已然根深蒂固的儒教价值时，并不介意采取儒教之外的路径。徐光启、王徵他们在崇敬天主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儒士的身份，信仰和身份在此是双重的，他们要思考的是如何会通儒教与天主教义。方以智与传教士接触，不曾接受基督教，在他的心中，基督教神学和哲学与中国学统、道统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套思想系统，他关注的是科学，是中西自然科学方面的会通。
明清之际异质文化、思想之间第一次实质性的交流，有冲突，有交融。交流、冲突、融合中有同一性、互补性，也有差异性、个殊性，更有共性和可能性。探索两种文化交流的历史规律，对于当下的东西方都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