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华严三大士研究

本篇论文题为“华严三大士”之研究，三大士是指以观音菩萨为中尊，文殊、普贤二菩萨为胁侍的造像组合作为主要研究的内容与对象。不论从文献资料或现存的石窟以及寺院之遗迹来看，以观音、文殊、普贤三位菩萨并列的造像组合实例甚多，三大士信仰在中国可谓流传甚广，且绵延流长迄今不断，对中国佛教信仰的体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透过此一研究的展开，首先研究探讨“华严三大士”的起源，认为：三大士造像的出现，乃是由于多种因素的结合使然，其一，基于南北朝至隋唐之际，观音经典的传译，使得观音菩萨为社会大众所尊崇，在观音经典中所出现提到的观音菩萨，不论是早已成佛或能化现佛身，皆彰显了观音菩萨具有佛格的特性，使得观音菩萨在与文殊、普贤二菩萨并列时，能取代佛而居于中尊的主位。其次，华严思想的启发也是推动三大士理论完备成熟的重要因素，三大士中的文殊、普贤二菩萨乃是是《华严经》中的上首菩萨，且在华严宗人对于观音、文殊、普贤菩萨多有阐发，华严宗之集大者法藏在其著作中阐发了观音、文殊、普贤三位菩萨在《华严经》中具有纲领性的意义，李通玄在《新华严经论》首先提出了：合观音、文殊、普贤即是毗卢遮那佛的论述。澄观在《三圣圆融观》、《普贤行愿品别行疏钞》二文中对“观世音”的诠释实与“毗卢遮那佛”无异，三聖中文殊代表的是“能证”的智慧，普贤代表的是“所证”的法界，合文殊之“能”与普贤之“所”── 能所合一，即是毗卢遮那如来；就觀音而言：观世音是“能观”之智与“所观”之境合一的法界境界。观世音与毗卢遮那佛两者同样都是指 “能”与“所”合一的境界与状态，此是从义学的角度來阐述观世音等于毗卢遮那佛的教理。其三，唐代所开展的密教的理论与修法，对三大士造像的产生也有着直接的影响，在武则天时期，法藏以华严禅观结合了十一面观音、大随求观音等密仪的修法，对宋代以后开展出来以观音、文殊、普贤三大士、以及千手千眼十一面观音、毗卢遮那佛等为主轴的坛城修法有密切的关系。密教的三句论 “菩提心为因，悲为根，方便为究竟” 是密法重要的修行理论，从义学之内涵而言，这三句分别代表了文殊、观音与普贤菩萨之性德与理体，观音、文殊、普贤之造相则为“事相”之显现，简而言之，此三大士中，文殊菩萨表菩提心之因；观音表大悲之根本；普贤则表方便之究竟。三大士的造像、坛城与信仰是本文论述的另一重点，三大士的造像在历史时空的更迭中，转化出了各种不同的型态，其与周围群像之间亦有其相互含摄与对应的关系，由大雄宝殿后之倒座自在观音与与文殊、普贤，与后殿法堂之本尊千手千眼十一面观音或毗卢佛，构成一四曼具足的修法坛城，本文就其对应之关系探讨其中所孕涵之佛教义理与禅观修法的状况。此外对于一直以来颇受争议的文殊、普贤二菩萨的左右位置，也从教义思想及实践的次第深入探讨。三大士是中国佛教融合了显密的元素在本士所开展出来的信仰模式，是源于华严学与密法结合所兑变的一支事修的体系，此中以观音、文殊、普贤三菩萨诠建禅观之修法，充分展现了中国佛教在义学与禅观发展的高度智慧与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