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先秦典籍引《诗》考论

本文对先秦典籍中引《诗》这一文化现象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整理和研究，主要分为上、中、下三编。
上编以《左传》、《国语》、《战国策》为中心，探讨了先秦史书中的引《诗》情况。
第一章，《左传》引《诗》数量是先秦典籍中最多的，达266处（次），其中的“君子曰”引诗，实际上开了著述引诗之先河。《左传》引诗的分期研究，反映出春秋政治经济和文化文艺思想与引《诗》活动的相互影响。《左传》引诗的分类透视，可以说明春秋时期，人们对雅诗和颂诗的熟悉程度和乐于引用的兴趣，远在风诗之上。《左传》引诗者的国别、身份研究，反映出地域环境、文化水准等对引诗活动的影响。《左传》引诗场合分析，全方位地透视出《诗》在春秋时期的运用情况及其功能：《诗》是作为一种具有伦理或法律规范效用的“公理”而被称引的，再确切一点说，就是作为“礼”而被运用的。《左传》引诗的效果定位，侧重于从听诗者的角度来研究《诗》在当时的接受情况。其中引诗义与诗本义的对比研究，反映了人们接受意识的自觉性，以及对《诗》进行重新阐释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二章，《国语》引诗37处（次），本文通过引诗的分期、分类、引诗者的国别、身份、引诗场合、效果等角度的研究，全面细致地梳理了《国语》引诗的风貌。并特别指出，公元前967年祭公谋父引诗劝谏周穆王，应该是先秦引《诗》史上的第一例引《诗》。《国语》所记载的一些引诗活动虽然在《左传》中也有所记载，但《国语》所记更为完整、详细，这当与其长于记言的特点相关。
第三章，《战国策》引诗计7处、9次，其引诗目的具有一个共同趋向：为自身的观点或利益服务。在这一共同目的的左右下，其引诗的特点有二：1、引用的全部是具体的诗句；2、引诗时常常辅以历史事实，以增强说服力。
第四章，《左传》、《国语》、《战国策》引诗综论。这三部史书中的引《诗》相比较，前两者反映的主要是春秋时期的引诗情况，后者反映了战国时代的引诗情况。在“尊王攘夷”的春秋时期，赋诗言志之风兴盛，《诗》成为重要的外交工具之一。而在众暴寡、强凌弱、大并小的战国社会，《诗》在政治、外交中的地位下降，为纵横策士们所轻视。
中编是先秦儒家典籍引《诗》研究，主要探讨了《论语》、《孟子》、《荀子》、《礼记》、《孝经》中的引《诗》现象及其各自的特点。
第五章，《论语》引诗、论诗、解诗计19处。孔子主要从用诗的角度，强调了《诗》的社会作用，把《诗》推向了社会。孔子的诗学观念以“礼”为核心，强调《诗》的政治、伦理功用。
第六章，《孟子》引诗共37处，其中有26处都是引《诗》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孟子提出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诗学理论，进一步完善了儒家的诗学体系。其引诗呈现出“以诗为史”的特点。
第七章，《荀子》引诗83处，涉及《诗》篇目47篇，且喜引雅、颂。其引诗时常用的格式：一是先陈述自己的观点，再引诗，也即引用圣人之言来表明自己观点的绝对真理性；二是先引诗，再解说自己对《诗》中圣人之志的理解。其引诗灵活多变，都是为阐明自己的观点、学说服务的。
第八章，《礼记》引诗共计140次，涉及《诗》篇目64篇。本文通过引诗分类、功能定位等角度，对《礼记》引诗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从中梳理出《礼记》之诗教观。儒家把《诗》、乐、舞当作推行礼法的工具，而《礼记》引《诗》则反映了儒家对《诗》的推崇以及《诗》所发挥的理论依据功能。
第九章，《孝经》全书十八章，约一千九百余字，但有十章都引用了《诗》，共计引诗10次，引用比例也很高。《孝经》引《诗》反映出，《诗》成为儒家所信奉的圣典，成为其论证孝道思想的理论依据。
第十章，先秦儒家典籍引《诗》综论。儒家典籍引《诗》在总体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多引《雅》、《颂》，较少征引《风》。这种状况表明，在儒家学者的眼中，《雅》、《颂》的地位似乎更高，而《风》的地位则相对较低，这可能与《风》多是民间土歌，而《雅》、《颂》多是王朝乐歌有关。
下编是先秦非儒家典籍引《诗》研究，主要探讨了《晏子春秋》、《墨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各自引《诗》的特点及其意义。
第十一章，《晏子春秋》一书引诗16处、24次，其特点是：书中的引诗以晏子引《诗》为主，《诗》主要作为晏子论说自己的礼治、德治、仁政以及民本思想的依据，增强了劝谏的说服力，引诗义与诗本义几乎都相符，可见《诗》发挥着充当理论依据的功能。
第十二章，《墨子》引诗11处，通过研究可以看出，墨子引诗具有平民化的倾向，重视诗的实用性，对《诗》的推崇度没有儒家那么高，只是“不得已而用之”。这反映出墨子毕竟受过儒家思想的浸染，这种潜意识的影响是无法消除的。再者，《诗》在当时士人，乃至上层统治阶层中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已经被广泛称引，具有了一定的权威性，人们对《诗》有一种普遍的认同感，这是墨子难以漠视的。
第十三章，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庄子》中的引诗只有1次，且征引的仅是一首逸诗。《庄子》引《诗》、说《诗》，代表了当时道家对《诗》的认识。《庄子》中的引《诗》、说《诗》者，都是以儒家的身份出现的，这说明庄子并非引《诗》言志，援《诗》说理，而只是借《诗》来反讽儒家的礼义道德，《诗》几乎成为道家攻击儒家的武器和手段。
第十四章，《韩非子》引诗5处，代表了以韩非为首的法家对《诗》的批判态度。《韩非子》中的引《诗》基本上都是借他人之口引《诗》，然后由韩非子对所引之《诗》的思想加以否定。因为《诗》是儒家推崇的典籍，承载着儒家治世的观念、学说，所以韩非对《诗》的批判就是对儒家思想的反驳和斥责。
第十五章，《吕氏春秋》引诗16处，代表了杂家的思想，其引诗特点主要是：1、作者引用诗文以说明问题、阐释事理，论证自己的观点；2、记载前人之赋诗、诵诗的史料。《吕氏春秋》杂糅了各家的思想，特别是儒家的思想，因此对《诗》采取了比较推崇的态度。
第十六章，对《尸子》、《尹文子》、《管子》和《子华子》等典籍中的引诗情况进行了统计和简要分析。
第十七章，先秦非儒家典籍引《诗》综论。非儒家典籍引《诗》、说《诗》，反映了非儒家学派的诗学思想，以及《诗》在当时被接受的情况。从《晏子春秋》、《墨子》到《庄子》再到《韩非子》，表现出对《诗》由较为肯定、推崇到越来越强烈的贬斥、冷漠态度，但到了《吕氏春秋》，由于战国末年各家思想的合流，《诗》的地位又重新上升。这种现象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儒家《诗》经学化的演进轨迹。
    通过先秦典籍引《诗》研究，对《诗》的功能及其经典化过程进行了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