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西晋50 年文风演变研究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西晋文学研究摆脱了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形式主义文学”价值判断和定位，朝着具体作家人格心态和整个世风研究深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西晋文学研究出现了多元化倾向。有从地域（地理）文化和家风学风等角度的研究，以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和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代表。还出现了从文人和文学集团角度的研究，以胡大雷《中古文学集团》和张爱波《西晋士风与诗歌—以“二十四友”研究为中心》为代表。另外，也出现了从诗风的历史嬗变角度的研究，以王澧华《两晋诗风》为代表。日本和港台学者的研究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出现了佐藤利行《西晋文学研究》、台湾学者梅家岭《汉魏六朝文学新论》等著作。这些研究多重视研究具体的作家的人格心态，忽视对西晋文学作理论的总结和把握，尤其对西晋文风演变关注不够。本文从学术史意识出发，对西晋文学进行科学的阶段划分，并揭示不同阶段的文风特征，考察不同文风的形成原因，绘制西晋文学发展的历史走向。以加强对西晋文学风气的理论阐释。论文共分四章内容。第一章《西晋文学研究述略》，简要勾勒从南朝至今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并介绍本论文的切入点和研究思路。第二章《缘气入情：跨越正始，祖述建安》，研究西晋泰始、太康时期的文学风气。西晋泰始、太康时期是西晋文风演变的第一个阶段。泰始、太康时期在地域上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文风，即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文学风气，上承建安，追求清丽流靡的轻快文风，另外有以吴地为中心的典雅庄重的文学风气，这两种文学风气沿着各自的逻辑发展。随着太康末年，吴地文士陆机的入洛而汇流。总之，泰始、太康文学，跨越正始，祖述建安，“缘气入情。”第三章《缘情绮靡：文士汇聚，波澜壮阔》，研究元康、永康时期的文风演变。元康、永康时期为第二个阶段；晋惠帝元康时代，各地文士汇聚洛阳，文学创作波澜壮大，形成了“缘情绮靡”的文学风气。这也是西晋文学创作的繁荣辉煌时期。然而政治环境的恶化，文士的士操堕落，甚至文士陷入到险恶的政治漩涡之中，或为之丧命，或遁隐而去。第四章《情坠玄理：永嘉世乱，风流已沫》，研究永嘉时期的文学风气演变。永嘉时期为第三个阶段。永嘉文学中出现了“尚玄理”的倾向，风流已逝，情坠玄理之中。这成为东晋玄言文学的先声。中古文学也失去了再创辉煌的最佳机遇。通过对西晋三大历史时期文风演变的动态考察，论文揭示出了西晋文学风气、文学观念是沿着“缘气入情”到“缘情绮靡”再到“情坠玄理”的逻辑线索演进的。论文重视地域文风研究，考察了西晋太康时期洛阳文风和吴地文风，揭示了吴地文士陆机的文学观念给洛阳文学风气带来新的思想刺激。同时，论文重视对西晋诗文创作机制和创作空间的考察，揭示了西晋文学真正辉I煌繁荣的历史时期是在元康年间。纠正了以往研究侧重太康，轻视元康的偏见。也揭示了西晋文学艺术面貌，即西晋文学是“缘情绮靡”的文学。通过对西晋诗文创作机制的考察，我们发现西晋时代诗文往往是文士政治交往的手段，呈现出世俗交往性和功利性。诗文本身是为了加强世俗的人际交往的亲和，为了博得良好的政治环境和进身之阶，这一切都是功利性的。西晋文学正是呈现了这样的矛盾，文士们既要流誉京华，不得不把诗文写得华美漂亮，这就无形中促发了文学审美性发展，又有最终之功利目的。可以说，我们传统的文学观不可能像西方文学观念一样，做不到“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即无功利的审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