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第二次国共合作组织形式问题研究——论“一党训政”下的“多层面商谈形式”

摘  要
辛志军
摘要：本文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的历史事实为主线，具体分析了国共两党在“互谅”基础上客观存在的处理矛盾与冲突的有效合作组织形式——“多层面商谈形式”，并通过对这一合作组织形式在国民党“一党训政”下，长达10余年历史作用的深入研究，说明这一合作组织形式的形成、扩展和终结都具有其历史必然性。
全文除导论外共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概述了“一党训政”下“多层面商谈形式”的形成。由于日本法西斯发动了侵华战争，国内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国共两党都各自转变了政策，开始了以“协商谈判”为主要形式的早期秘密接触。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的商谈进入到了正式的、公开的阶段，标志着“商谈形式”的初步形成。1937年9月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在基于对国民党主导地位承认的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党际关系、军事、制度、外交、教育、妇女、青年等各方面进行了多层次、多方面的合作，标志“一党训政”下的“多层面商谈形式”的正式形成。
第二部分，对“一党训政”下“多层面商谈形式”的全面展开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论证。其主要体现在：在抗日与民主问题上的多层面政治商谈、在合作组织形式问题上的多层面商谈、在军事方面若干问题上的多层面商谈、在涉及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问题上的多层面谈判等。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陷入一个低谷，相互间的信任降至抗战来的最低点，直至1942年秋，由于各方面局势的变化，中共方面委派林彪与国民党方面才又展开新的接触，并先后展开涉及政治信仰问题上的谈判和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谈判。此外，两党还在经济、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多层次商谈上相继取得了积极进步的多项成果，有效地缓解了两党在抗战中发生在各方面的冲突与摩擦，将两党的合作一直维持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第三部分，以“一党训政”体制与“多层面商谈形式”的终结为标志，分析论证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组织形式形成、发展以及终结的历史必然性。
抗日战争的胜利，对正处于合作关系中的国共两党，一方面意味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达到了其形成时所设定的目标；另一方面，又意味着这种合作失去了原有的基础，必须要寻找到新的共同目标和一种适当的形式来得以维持。国民党蒋介石欲图继续维护其“一党训政”秩序必然招致以中共为代表的民主势力的强烈反对，而“联合政府”正是改变“一党训政”秩序，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民主的新的合作组织形式，但最终为国民党坚决否定，国共两党兵戎相见，合作最终破裂，“一党训政”下的“多层面商谈形式”也正式宣告终结。
本文的结论是：由于两党各自的情况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都有很大的不同，采取不同于第一次合作的组织形式是必然的；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时两党实力相差较大，国民政府已经成为国际上所承认的合法政府，合作建立于国民党“一党训政”下也就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由于国共两党经历了近十年的武装斗争，相互间存在了太深的敌意，“多层面商谈形式”必然成为抗战时期两党互信合作的维系机制；当国共两党寻求继续合作的主题由抗日转换为围绕国家权力的分配，而国共两党各方面实力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中共方面的变化的情况下，两党合作必然破裂、国民党“一党训政”秩序也将必然终结。